回望我的小学时光,学习书法的情景历历在目,令人难以忘怀。
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入学,上了一年“育红班”,便直接升到了小学一年级。那时除了常规功课,我们有一项重要的学习项目,那就是“描红”训练。所谓“描红”是我国传统的习字法,是指在印有红色字或空心红字的纸上摹写,是初学写字的最好训练方法之一。学校会发给学生统一的“描红”本,本子每一页都印有红色的标准楷体字,在字上面有一张薄薄的透明纸,供练习书法者仿照临摹。初学“描红”,准备好笔墨,老师会为我们详细讲解,如何握笔,如何起笔,笔画的先后顺序。例如握笔姿势:大拇指要按住笔杆靠身的一方,大拇指处于水平的横向状态;食指的第一节或与第二节的关节处由外往里压住笔杆;中指紧挨着食指,钩住笔杆;无名指紧挨中指,用第一节指甲根部紧贴着笔杆顶住食指、中指往里压力等等。老师讲解完毕,我们便蘸上墨汁,小心翼翼一笔一画开始描写。我们年龄小,理解能力差,“描红”乱七八糟,宛若涂鸦作画。班主任老师在教室里徘徊,反复指导,逐一纠正,终于有模有样了。横竖撇捺,反复修改描画,费了好大的劲儿,一个毛笔字才堪堪成形。描写完一页,交上作业,我们早已汗如雨下,手指酸痛不已。老师以红圈的方式评定作业的优劣,哪个字描得好,他会用鲜艳的红圈圈起来。发下作业,我们会迫不及待数自己“描红”的红圈,而且相互比较,不甘示弱。谁得的红圈越多,就意味着谁得到老师的肯定越多。
也许因为我们年龄小,也许因为贪玩的天性,也许因为不会用毛笔,也许因为兴趣缺失,“描红”课上往往是不安静的。有时因为同桌碰了握笔的手写坏了字,有时因为相互推搡衣服被涂上了墨汁,有时因为不小心碰翻了墨盒,有时因为将墨汁不小心涂抹在脸上等等,一旦有事发生,教室里瞬间便变成了喧闹的海洋。尖叫声,争吵声,埋怨声,起哄声,笑闹声,呵斥声,此起彼伏,不绝于耳。“描红”课变成了放松课、嬉闹课。
渐渐升高了年级,“描红”本淡出了我们的视线,进入到临帖阶段。学生临帖阶段对老师的水平要求日渐提高,但我们“三官庙小学”捉襟见肘,实在没有专业书法老师啊!那几年,教育部门对书法教学格外重视,规定小升初除了考语文数学外,还要加考毛笔书法。学校为提高学生的书法水平,大胆启用了一位特殊的老人作为全校的书法辅导老师。那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,头发略白,鼻子通红,穿着朴素,不苟言笑。他并不是学校的代课教师,只是学校传达室的杂工而已。因为他是学校看大门的,每日必见,所以全校孩子都认识他。我们不知道他姓字名谁,因为他鼻子特别,所以私下里都叫他“红鼻子”。红鼻子老人虽然不是老师,但他的毛笔字确实出众,学校的大字标语大部分出自其手。
“红鼻子老师”走马上任后,捧着字帖行走于各年级各班进行辅导。我们刚开始对他很不屑,认为他是学校的杂工,肯定不会教书,但上了几节书法课,我们对他的看法完全改变了。这个看门老人讲书法理论滔滔不绝,什么欧体颜体,什么大篆小篆,什么王羲之赵孟,简直是如数家珍。他不仅会云里雾里讲解,还常常现场演示,毛笔字写得那一个潇洒飘逸。“真人不露相”,“高手在民间”,所有的学生被其深深折服。自此以后,喧闹的书法课变得异常安静。
小学高年级学校重视素质教育,学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小组,我加入的是书法兴趣组。每个组群都配有一名指导教师,书法组的指导教师当然是书法最牛的“红鼻子老师”。他平日很是繁忙,不仅要完成传达室的工作,还要给学生上书法课,课外还要给我们兴趣班进行指导。“红鼻子老师”规定,我们书法组的活动时间是早上上课前和放学以后。由于报书法组的人数众多,学校破例将学校会议室给予我们学习使用。每天早来的学生,会径直走向这里,在雪白的灯光下,拿出笔墨,打开临摹本,坐在长条桌凳上,开始认真练习书法。“红鼻子老师”早已站在会议室里等候了,他示意我们坐好,缓慢踱步一一看着我们书写。我们临摹的欧体、颜体、柳体、赵体,在他的指导下,都渐入门径。“颜筋柳骨”,我那时特别喜欢柳公权的书法,觉得其书写俊逸洒脱,极为风雅漂亮。但当自己临摹时,却不得其法,写得勉勉强强。有一次“红鼻子老师”来到我身边,看见我的毛笔字后,便驻足停步。他眉头微蹙,轻轻用手指敲打纸面,告诉我临摹哪里哪里出了问题。柳体横竖的起笔,撇捺的回勾,如何讲究,如何布局,他言简意赅向我讲解,句句直中要害,我颔首不已。在“红鼻子老师”的指导下,不仅我的书法水平获得长进提高,而且好多学生都在各级各类书法比赛中获奖,小学毕业考试时我们小学的毛笔书法得分率极高。
一晃许多年过去了,很多往事都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弥散,最终找不到踪影。但当年入学“描红”涂鸦的情景,“红鼻子老师”教我们临摹书法的细节,却历历在目,恍若眼前。感谢母校的精心培养,感恩那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们的无私付出。时光不朽,记忆永存!
文/惠军明
刊发于《青海日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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